〈徘徊在一隻手的邊沿〉

　　在攝影技術發展初期，人類只能捕捉單張靜態影像，直至英國攝影師邁布里奇（Eadweard Muybridge）的出現，改變了整個影像史的發展。邁布里奇專注動態攝影，最有名的是一組馬匹奔馳的序列照片，讓人類首次看到馬四腳同時離地的瞬間。他一生拍攝了無數動物、人類運動的過程，但有一組令我特別深刻——《手的運動；擊敗時間》（Movement of the hand; beating time），與他其他總是捕捉整個身體在空間中運動的照片不同，手是這組照片的主角。他在一個暗黑的背景下，捕捉了一隻手和手指在空氣中擺動的過程，，一連拍了二十四張，如此簡單，直接，我卻彷彿真的看到時間正那隻手的邊沿徘徊，並慢慢，慢慢被他一一擊退。

　　擊敗時間，這是我一路以來的創作上面對的命題，特別是定格動畫。一條數分鐘的短片，製作時間卻以年月計算。早些年，我因為製作一個把白牆填滿的動畫，每天打從正午開始，就密集地在牆上作畫直到天黑，如此一段日子過去，最終作品完成了，我的手卻因為長期進行重複單一的動作導致嚴重勞損。當它終於發出無可救藥的痛感時，我彷彿才第一次真正凝視它，或者說，我無法記起上一次好好觀看這隻手是多少年前的事。

　　今年夏天，我帶著這隻不斷發炎的右手到處求醫。眼前的一隻手：大拇指彎曲，完全無法伸直、食指的指骨，掌指關節處粘連，僵硬、虎口發炎紅腫，像塞了一顆蛋進去，而這或許正是時間將我擊敗的證據。醫師看著皺眉，宣布要扎六針，隨即拿起吸透酒精的棉球拭擦我的右手，就在皮膚變冰涼的瞬間，我突然被一股股無名的緊張和危險感包圍。明明是治療，明明是我自願走進診室，針刀與手。

　　約五十年前的夏天，行為藝術家瑪莉娜·阿布拉莫維奇（Marina Abramovic）在愛丁堡藝術節的會場內，鋪上一張大白紙，上面擺放了二十把不同的刀具，她拿起第一把刀，快速以利刃在其左手的指縫間來回行走，每當她意外地刺到手指，鮮血溢出，就會換上另一把刀繼續表演，並以更快的速度來回穿梭。同時間，一部錄音機把第一輪刀鋒落地的聲音，被刀刺傷時藝術家的叫喊聲錄下，在第二輪遊戲時播放，以聲音連結過去與當下的錯誤，恐懼。這是阿布拉莫維奇的作品《節奏十》（Rhythm10），她改編了故意營造危險的經典刀子遊戲，坦言希望利用公眾的能量來擺長期以來對血腥的恐懼。

　　但事實上我是從一張照片認識這件作品，一開始甚至不知道演出的規則和聲音的設計。照片裡，阿布拉莫維奇五指張開的左手，穩穩地平放在白色並已帶血跡的地面上，右手緊握著一把跟她前臂粗幼，長度相約的利刀，刀刃快要進入食指和中指的空隙處，照片的角落還看到幾把未上場的「刑具」刀子，而這樣的一張照片已經教人觸目驚心。她的右手正要決定她左手的命運，精神和肉體的角力，自由和抑壓拉扯，而她正在眾人面前赤裸地展露著身體，心靈的脆弱與局限。作品的重點也聚焦在地面的那一隻的手之上，手是充滿無限可能，手是最敏銳，手是親密，手是具創造力，而這隻手正處於危險的邊沿。

　　此時，六根針已扎進我的手裡，護士把針接駁上電針儀，再開動微電流刺激，我看到針身在跳，伴隨著陣陣麻痹和痠脹感。護士嚷我坐好，保持穩定呼吸，手不要動，十五分鐘。電針儀發出穩定而持續的開關聲音，嗒——嗒——嗒——嗒——

　　以雙手為題創作的藝術家還有很多，羅馬尼亞藝術家傑塔·布拉特斯庫（Geta Brătescu）經常以手為題作畫，拼貼，更在1977年發表了一部黑白無聲片，命名為《手》。影片以藝術家的視點出發，水平拍攝，畫面只看到有她的雙手和置滿顏料，工具的工作桌。她開始擺弄桌上的物件，一條繩子，一隻水杯，一張白紙，她的手遊走於物件的邊沿，有時佔有它，有時破壞它。她也觀察自己的雙手，緊握的拳頭，攤開的掌，每一段指節的起伏，手腕扭動的幅度。接著她拿起香煙，取下婚戒。轉而用黑色油性筆手上畫線，最後在紙上勾勒出她雙手的輪廓。

　　影片沒有任何明確的叙事，但卻呈現出一種過人生命力，如同一段宣言，令觀者無法躲避。當手成為主體，我們凝視這雙手的所有姿勢，無論擺動、使力、放軟，都內含各種情感與存在的展示——他們如何與世界碰撞，建構出自身的經驗。藝術家的雙手一向是無形的，他們習慣藏於作品背後，而布拉特斯庫把這雙數一生專注於創作的手展出，並把電影的副標題命名為： 給眼睛，我的身體之手繪畫出我的肖像（For the Eye, the Hand of My Body Draws My Portrait），她相信這雙手展現了她。

　　十五分鐘後，電針儀的電源關掉，醫師把針逐根拔起，按了一按，然後說：「你的食指壞掉了。」這句話同時意味著我的食指原本是好好的。因為依附在指骨之上的肌腱不斷發炎，形成了許多疤痕組織，這些頑固的小結節使手指變得沾黏，僵硬，這是我長期拿畫筆和滑鼠時，沒有注意休息，使力過度的結果。

　　「我必須讓手指變得柔軟。」布列松電影《扒手》的小偷主角這樣告訴自己。為了更靈巧地扒竊，他習慣將手指壓在桌的邊角上伸展、旋動手腕、或拿起一個銀幣，從食指滾到小指，然後再滾回來。接著鏡頭來到巴黎地鐵站，主角用手指偷偷伸進斜方乘客胸前的口袋裡，這隻手瞬間把錢包帶到他的另一隻手上，再用報紙夾住，轉身就把錢包滑進身上外套的口袋去。緩慢的電影節奏與鏡頭運動打開了扒竊的神秘過程，讓我們看到主角的雙手如何讓這一切輕盈，流暢地發生。與其說這是扒竊的藝術，我更認為這是身體的美和靈動。

　　主角非常珍惜這雙手，他用其謀生，與夥伴合作無間，寫他的日記，緊握重病的母親，而面對委屈時會跟對方說：「那我不會跟你握手。」他要知道指尖觸及的是甚麼，因為這雙手呈現了他的意志，他有意保持他們靈巧，聖潔。或許我缺少的就是這種覺悟，習慣把精神和肉體分開，僅僅將身體視為工具般的存在。

　　最後，護士幫我用藥布厚敷，繼而以紗布包紮，固定。我看著這一連串的手勢和動作，發現它純熟和流暢得像《扒手》裡面會出現的畫面，而這不是電影。後來的每一次回診，我都會期待護士用雙手為我包紮，一個具儀式感的完結。

　　因為舊患還是不斷復發，我暫時無法再像以前那般密集地作畫，勞動，我的右手需要更穩定的休息和時間復原，慢慢解開指骨上頑強的結節。我於是把重心轉移到書寫，手指在鍵盤上輕輕敲打，有時一天只寫一首短詩，但創作帶來的愉悅依然豐盛。寫到這裡，想到小說家保羅·奧斯特曾經寫過writing is a lesser form of dance，寫作是一種較小形式的舞蹈。跳舞吧，每天，每天。 刊於幼獅文藝 1月號/2023 第829期